第十一章 左右為難（三）

人在年少的時候總夢想着改變世界，直到有那麽一天，開始暗暗祈求自己不要被這個世界所改變。

在美國讀書工作的那幾年，金佩心周圍不乏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同學和同事們，似乎人類社會的前景都掌握在他們手中。也不乏金錢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者，無論從事什麽職業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便捷的賺錢方式。

她并不是上述的兩種人。從實習到工作，她接觸的要麽是表面冠冕堂皇實際已經蛀空的空殼企業，要麽是以為有錢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法盲暴發戶，或是以為自己懂點法就可以把律師也變成他們的狗腿的權謀者，但更多的，仍然是一輩子也就打這麽一次官司的普通人。對他們來說是學習和實踐的案例，但對每一個當事人來說，可能就是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

16年剛剛跳槽去紐約工作的那段時間，金佩心和她男友租的第一間公寓樓下，住着一對中年夫婦，白人男性和華人女性。金佩心他們每天都能看到男主人上班下班，開車遛狗，但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妻子出門，只是每天出出進進時在樓下往上看，能看到那個女人在窗邊往外張望的樣子，表情冷冰冰的，讓人根本不想多看一眼。

有一次金佩心回家上樓的時候，路過他們家門口，她突然把門打開了。他們家是兩道門，外面那層是鐵欄杆，裏面是正常的房門，她只打開了裏面那道門，還隔着欄杆，金佩心吓了一大跳。

“你住在樓上？”那女人說。

金佩心點點頭。從長相和口音金佩心猜出她是個華人，年紀大約五十多歲。

後來兩個人隔着門聊過幾次，金佩心得知她腿腳不好，不能出門，她丈夫不僅沒給她留鑰匙，還習慣在自己出門上班的時候把門反鎖。她從國內來沒幾年，語言也不太好，這是她第三次婚姻。

那段時間正逢移民局查得緊，很多為了移民結婚來美國的人被移民局問話，專門做這種結婚中介的婚介所和打着婚介所名號的不知道什麽公司都被查封了，有人被判了刑，有人被吊銷了綠卡，遣送回了國。


金佩心聽她遮遮掩掩地說了一些，就猜測她的身份也是這麽來的。

她得知金佩心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也接華人的委托之後，問她有沒有辦法幫自己打官司。

一開始金佩心覺得她可能是瘋了，這樣的人都巴不得所有人都不認識自己，把身份藏着掖着，生怕哪天移民局找來，自己的綠卡就沒了。她連語言都不通，還要打官司？那之前又為什麽選擇這條見不得光的結婚路？

“他不讓我出門。我的腿是他打的，他是個變态。結了婚之後，我才知道他是個變态。我不想待下去了，我要走。”女人瞪着有些呆滞的眼睛，抓着門上的欄杆，戰戰兢兢對金佩心說。

“可是，你走到哪裏去呢？”金佩心忍不住問。

她的眼睛木然地盯着金佩心，沒有回答。

那天晚上，金佩心躺在床上很久睡不着，一閉上眼就是那女人從門縫裏露出來的臉。指甲死死地摳住金佩心的衣服，把她的袖子都撕開了線。金佩心忍不住推推睡在一旁的男友，跟他商量，要不要幫這個忙。聽她說完來龍去脈之後，男友就問，“你知道是個沒什麽把握的案子，那為什麽還想幫她呢？”

“我也不知道。”金佩心在深夜的黑暗裏嘆了口氣，“她說，她也是來自窮山村的小地方，一步錯，步步錯，到現在讓自己落到了沒有選擇的境地。我在想，如果我當初沒能跨出正确的那一步，這漫長的一輩子，想走錯可是太容易的一件事了。就算不一定成功，試一試，對我來說沒什麽損失，對她來說可能就是從火坑裏跳出來的一瞬間。”

“其實你也沒必要過于同情她，”男友說，“你有你的能力，她有她的命運，即使你選擇不幫她也沒錯，你不用覺得內疚。”

對金佩心來說，那是一場左右為難的官司。金佩心知道她自己的當事人是利用移民婚姻得到美國公民身份的，如果男方抓住這一點來指控女方騙婚，女方不僅會丢掉身份，還會一無所有地被遣送回國。

“這真的是你想要的嗎？”金佩心問了她很多遍。

那雙冷漠而渾濁的眼睛，只有在金佩心試圖給她講解明白美國的法律政策的時候，才會露出專注的光芒。她文化程度不高，有時不用說英語，很多東西金佩心甚至換成中文講，她都聽不太明白。金佩心不敢想象，這樣的一個人，當初是以多大的勇氣，背負了多少害怕，才敢只身來到舉目無親的美國，敢和一個沒怎麽見過面的人締結婚姻關系，敢把自己扔進這個陌生的世界。

“對。”她每一遍都堅定不移地回答。

甚至在金佩心看來，如今她恨不得光明正大地承認自己騙婚，好讓自己逃離這個家，好不容易得來的身份她也不想要了。她走到今天并不容易，能讓她甘願承認自己犯下的罪，可見她遭受了多少無法言說的痛苦和恥辱。

女方那邊提出申請限制令，但在庭審中，法官認為出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她遭受了她所稱的非人虐待，她的腿部殘疾也沒有證據證明是出自她丈夫之手，相關的診斷記錄她也拿不出來，家裏也沒有其他物件可佐證，基本上等于空口白話。

但讓金佩心意外的是，男方并沒有以騙婚為由指控她的這一項罪行，移民局也因此并沒有介入。官司敗訴了，法庭并沒有給男方限制令，她仍然是他的合法妻子，也仍然是合法的美國公民。

宣判的時候她沒需要翻譯就聽懂了。她沒有哭，也沒有叫，更沒有擡眼看對面坐着的她的合法丈夫。那一刻，金佩心從她臉上看到的，只有心如死灰四個字。她拖着腳，一瘸一拐地，跟着她丈夫離開的背影，瘦小而孤單。金佩心想追上去，跟她說幾句話，或者是道個歉，但看到她丈夫在，就沒有上前。

沒有幫她打贏官司，金佩心覺得很愧疚。但對金佩心來說，那終究只是一次沒有得到報酬的工作。對她來說，是她離人生的希望最近的一步，卻在達到彼岸的咫尺距離墜下了萬丈深淵。想來一句輕飄飄的道歉，也無法起到什麽實質性的作用。

有時從光鮮亮麗的公司出來，疲憊地坐晚班地鐵回家，路過衣不蔽體的乞丐和流浪漢，金佩心常常會恍惚自己在哪裏，在做什麽。跨越了幾千幾萬裏流落異鄉，真的值得嗎？每天做着別人眼裏為正義而伸張為公平而辯護的工作，卻不斷地把自己陷入左右兩難的境地，真的值得嗎？自己所謂的堅持，所謂的理想，所謂的人生目标，真的值得嗎？

有一次金佩心晚上回家，遠遠地看到她丈夫等在外面抽煙，金佩心想了想，還是沒敢近前，而是給男友打了個電話讓他下樓來接。她丈夫看到有人出來，這才回到自己家裏去了。

“他倒是也不能把你怎麽樣。他這種小中産階級，很懂得保護自己的權益，也不會做任何對自己的名譽和前途不利的事。”男友說，“但我們還是以後不要跟他接觸的好。要不，等這半年房租到期，咱們也換個地方吧。”

金佩心一邊點頭答應着，一邊心裏卻在想着當時姑姑的事。她在糾結要不要回國，還沒來得及跟男友說，心裏也是一團亂麻。

那段時間，金佩心在樓下向上望的時候，沒有再見到過她在窗邊的樣子。上樓的時候，那扇隔着欄杆的門也沒有再打開過。

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的時候，看到樓外停着警車，有一些穿警察制服的人走來走去。周圍的人說，有人跳樓了。她透過人群的縫隙看過去，果然一個人蓋着白布躺在那裏。

她突然就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上樓時，她看到，那扇全是欄杆的門正大開着，幾個警察進進出出，看到她上樓，就把她叫住了。

“你認識這家的住戶嗎？”一個警察問，舉起一張照片，“Wendy Liong，你認識她嗎？”

金佩心正一邊點頭一邊看向那張照片，突然愣住了。

照片上的确是那個女人，但又不太像。金佩心記憶裏，那個女人總隔着欄杆，神神叨叨地抓住她的袖子跟她說話，或是在窗前陰恻恻冷冰冰地往外看，一臉橫肉，面目猙獰。

但照片裏，她化了淡妝，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笑容安靜，眼神明亮。

那一瞬間，金佩心甚至不自覺地屏住了呼吸。似乎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女人，并沒有蓋着白布躺在門外冰冷的地上，而是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活得像這照片上一樣簡單而快樂。

“我認識她。”金佩心輕聲說，“我做過她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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