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7章 歡喜的校內生意

北大圖書館的窗戶開着半扇，晚風從未名湖那邊吹過來，帶着水汽和青草的氣味。闫歡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攤着一本《西方經濟學概論》，書頁間夾着一張巴掌大的紙條。紙條上寫着一行字——“能換嗎？急需。”

字跡潦草，像是随手撕了一張筆記本紙寫的。她把紙條翻過來，背面是一串金額和一行數字。她看完後把紙條夾回書裏，合上書，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站起來離開了自習室。

歡喜不止參與了熊老大的生意，在大學裏和大學外都暗戳戳的做了很多買賣。

外彙券是最先落地的買賣，友誼商店在城東，櫥窗裏擺着的确良布料、電子表、進口零食、外文書籍，但只有持券才能買。而校內不少老師想買友誼商店的進口參考書、的确良布料，卻苦于沒有券源。

前幾年黑市上的溢價常年存在，一張十元面額的外彙券，私下能換到十二到十五元人民幣。但是現在剛剛改革開放，普通人也很難得到。

闫歡喜直接找了外事系的留學生和幾個外教，以低于市價的價格少量兌換。不大量囤積，每筆只賺微薄差價，不圖暴利，圖的是兩個更長遠的東西——信譽和線索，換取的是老師和同學的一句“你路子挺廣”。

第一個找她幫忙的是歷史系的一個研究生，要寫一篇關于戰後歐洲經濟重建的論文，需要用外彙券買一本從香港進口的英文原著。闫歡喜手裏正好有幾張十元面額的券，按市場價的九成兌給他，多出來的錢她沒要，只收了原價。

那本原著需要三十元外彙券，只換了三張，扣掉成本，利潤是一塊二毛錢。研究生接過書的時候翻了兩頁，合上，說了一句：“以後有需要我還找你。”

後來她陸續幫外語系、經濟系、法律系的幾個師生換過幾次，大多是小額，利潤從來不超過幾塊錢。她從不催賬，也不主動推銷，有人問就幫，沒人問就安靜做自己的事。


到第二個月，已經有十來個人定期來找她兌換，全是校內師生，沒有校外的人。第三個月，她從外事系一個來自香港的留學生那裏拿到了一條更穩定的兌換路徑，價格比零售終端再壓低了五個百分點。

外彙券的生意做了不到一學期就停了——規模太小，賺不了多少錢，但讓她看清了一件事：信息差和供需錯配之間，有一條窄窄的通道，只要有耐心，就能走過去。

油印刊物《學友》是另一條線，那是經濟系幾個同學自發創辦的，內容以師生調研論文、國外經濟文獻的譯文為主。紙張粗糙，油墨味重，每期印兩三百份，在系內傳閱。闫歡喜注意到這份刊物的時候，它已經出了三期。闫歡喜注意到很多同學想留一份卻拿不到，外校也有人寫信來要。

她找到主創的幾個同學，提出一個方案——她來出資擴印，聯系印刷作坊，把版面排得更規整一些，印數擴大到上千份，不只發給本校師生，還寄往複旦、人大、南開等高校經濟系。成本由她墊付，刊物定價只收回工本費和少量服務費，利潤薄到可以忽略不計。

主創的幾個同學猶豫了兩天，同意了。她找到了海澱街道一家小型印刷作坊，作坊不大，一間平房，一臺老式印刷機，老板姓趙，四十多歲，話不多，印出來的東西字跡清晰、邊角整齊。

闫歡喜跟他談好了價格：擴印一冊，工本費加少量服務費，印數越多單價越低。擴印後的《學友》寄出去之後，回信陸續來了。有外校的學生寫信來問能不能長期訂閱，有年輕的青年教師附了一篇自己寫的調研筆記問能不能刊發，還有幾家高校的經濟系學生會提出交換刊物的請求。

闫歡喜把這些聯系人整理成一個通訊錄，按學校和專業分類，每期新刊出來後挨個寄送，附一張便箋——如果收到退回，就在名下加一個“退”字，下期停寄，不占用運力。那條通訊線，後來在很多關鍵時刻替她接上了不少關鍵的人和資源。

這事不賺錢——刨去印刷和郵寄成本，所剩無幾。但這讓她結識了一大批外校的青年學者和經濟系學生。他們寫信來交流觀點，有時随信附上自己寫的文章，問她能不能也登在下一期上。

那些信紙有薄有厚，字跡有工整有潦草，有的信紙邊角還卷着，隔着信封都能聞到不同地方的氣味——潮濕的南方、乾燥的北方、煤灰和墨汁混在一起的味道。

農産品流通是第三塊，也是她最早接觸這個年代實際市場的一步。北京周邊生産隊常常有菜賣不出去，城裏卻天天有人排長隊買菜。

她聯系了京郊一個生産隊，隊長姓劉，一個四十多歲的莊稼人，個子不高，說話嗓門卻敞亮。那會兒農村正在搞改革，生産隊有了更多自主權，多餘的雞蛋、乾貨、時令果蔬正愁找銷路。

她跟劉隊長商量，每周固定送一批貨到北大食堂和教職工家屬院，價格比市場上便宜幾分錢，食堂省了成本，生産隊有了穩定銷路。她沒有把利潤空間壓得太薄，始終留出給劉隊長的餘地，每次結款都按約定的日子付清，一次沒有拖欠過。

後來劉隊長的堂弟也在別的公社做起類似的對接，有一回他來送土豆，在食堂門口等了小半個時辰，背來的半袋核桃面沒賣完，闫歡喜路過看見了，停下來問了一聲，又替他聯系了家屬院那邊的一戶老教師。那戶人家搬了一袋子回去，他走的時候把空袋子疊好，夾在自行車後座，說了句“下回有鮮藕，我早兩天給你捎信”。

她在這些交易中摸清了基層供需市場的底細，也為後續建廠積攢了第一手渠道資源。

臨近大二暑假，她把塑料制品廠的計劃正式拿出來了。她沒有自己出面注冊，而是打算找海澱區街道辦事處，以街道集體副業的名義申請開辦。那時政策對私人辦廠還有諸多限制，但挂靠在街道名下，以“解決待業青年就業”的名義申請，審批會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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