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股份合作制（捉蟲）

展銷會辦了三天, 曹敏莉就打定主意要在江州開一家服裝專賣店，因為顧客實在太熱情了。不管挂多少衣服出來，都能直接被清空。

最讓她驚訝的是, 甚至還有人從外地特地跑過來, 就是為了買一件和周秋萍同款的衣服。

要知道這是1989年的大陸呀，交通十分不方便。這人為了件衣服, 需要一大早就出門, 在路上颠簸一天，最早也要傍晚才能回家。就這樣，她還甘之如饴，買到的時候特別高興。

曹敏莉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這裏的确是一片沃土，即便做生意有很多限制，但只要抓住機會, 絕對能夠賺得盆滿缽滿。

周秋萍一點也不驚訝她的選擇。

9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 是大陸服裝業蓬勃發展的時代, 各種品牌專賣店開遍大街小巷包括縣城。如果沒市場的話，大家怎麽會一窩蜂地往裏面湧呢？

她直截了當：“如果你需要我投資, 我可以投錢, 但我不會管店的。我現在沒精力分這一塊出來。如果還需要我帶貨, 那是另外的錢。”

蘇珊調侃她：“我怎麽記得你還收着顧問費呢。”

周秋萍擺明了親兄弟明算賬，直截了當：“那是卡拉OK房的顧問，那會兒可沒服裝店的事兒。”

現在她忙死了, 給她加錢她都不能再加活，她忙不過來。

曹敏莉笑着搖頭：“不要你乾活, 你等着吃乾紅吧。”

這就是要她投資的意思。

蘇珊其實隐隐有些疑惑, 搞不清楚這位周經理的身家究竟有多豐厚。按道理來說, 她都已經投了1, 000萬給曹總開卡拉OK房，還能調動多少資金呢？

她最大的靠山，那位盧部長到現在都沒放出來。她又被關過一回，人家不把她翻個底朝天才怪，難道還能讓她的錢平平安安？

周秋萍不管看沒看出她的疑惑，都不可能替她答疑解惑，只笑着朝曹敏莉點頭：“好，我就等着吃分紅。”

想要開服裝店，肯定得有合适的店面。

說來有些不好意思，因為周秋萍雖然自己賣過衣服，但從沒想過開店，所以她也搞不清楚現在有哪些合适的店面可以挑選。

而這個時代，沒房産中介，起碼江州沒有。想打聽房産商鋪，那都得碰運氣。

好在她們也不是沒捷徑可走，去卡拉OK房就好。

八十年代類似于中介被稱為掮客的角色是沒資格自己開店的，他們通常守在茶館一類的地方，等買家和賣家、房東和房客自己找上門，再促成交易。

現在做大了這門買賣的人已經轉移戰場，跑去卡拉OK房了。倒不是他們錢多樂意花個痛快，而是卡拉OK房裏的有錢人多。促成一樁大買賣，比十樁二十樁小買賣更有賺頭。

之前周秋萍還不知道這門道，後來何謂自己買了房，又給她介紹了房子，她才從他口中曉得有這捷徑。

最近中央打擊高乾子弟經商，政策又限制私營經濟發展，估計會有不少商鋪空出來，就看她們能不能撿到漏了。

周秋萍領着人到了紡織路的“大歌星”，這會兒還不到生意最熱鬧的時候，可吳康還是沒空，正在招待熟客。

看到周秋萍過來，他只能匆匆打個手勢，表示自己一會兒再過去。

周秋萍無所謂，示意他忙，直接轉頭問了相熟的服務員，就把曹敏莉領到了中人面前。

那人正在喝自助餐提供的免費啤酒，聽說她們想拿商鋪，頗為驚訝：“你可要想想清楚啊，同志，生意我是想做的，但我不能坑你。現在大家都在觀望，個體戶能不能開店，還兩說。你要是拿下了鋪子，結果到時候關門大吉，人都被拷走了，那我豈不是要做虧心事。我勸你們現在先別租商鋪，哪怕買個小房子先安置下來聽聽風聲都好。”

曹敏莉笑了，對着其貌不揚的中介生出了點好感。

這正是她最喜歡大陸的地方，只要不是偷奸耍滑之輩，他們都樸實單純的溫暖。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沒有那種眼睜睜看你往坑裏跳卻置之不理的冷漠。

“您別擔心。”她慢條斯理地解釋，“我是你們政府請過來的，我是香港人，可以開店做生意。”

中人一拍大腿，又覺得自己一大老爺們在人家年輕漂亮的香港女老板面前做這動作不雅觀，趕緊讪讪地收回手，乾笑道：“那就甭愁了，您肯定沒問題。你要多大的店鋪呀？”

聽曹敏莉說了大致的要求，他又熱情推薦，“三山路有一家，原先就是做服裝的，生意可好了，客流量很大。不過他們老板沒扛住，半個月前關門跑了。其實也不至于，完全是杯弓蛇影，風聲鶴唳。”

這人嘴兩張皮啊，前面他才剛說個體戶能不能做生意還兩說。

坐在旁邊位置上喝啤酒的客人突然間發作：“什麽叫不至于？明明是你們趕我們走的。”

中人吓了一跳，秉着和氣生財的原則，趕緊道歉：“您別生氣，不是說您呢。”

“怎麽就不是說我。三山路那家的小花服裝店就是我溫州老鄉開的。京城海城的大商場不讓我們溫州人承包櫃臺也就算了，現在你們江州連我們個體戶開店都直接趕走，算怎麽回事兒。”

曹敏莉微微蹙眉：“不讓你們承包櫃臺？為什麽啊？”

大約是因為聽到對方自稱香港商人，又或者是因為面對女同志，喝得醉醺醺的男客倒是沒有在橫眉冷對，只沒好氣道：“能怎麽回事？就是商場說他們是國營單位，必須得姓公的企業才能在裏面經營。媽的，這麽多年了，又活回頭了。”

溫州人以會做生意而着稱，在沒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的“雞毛換糖”就已經小有名氣。改革開放之初，接二連三的大事都和溫州有關系。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號稱80年代鄉鎮企業的兩大模板。

周秋萍生出了興趣，追問道：“那你們打算怎麽辦？”

以她上輩子和溫州商人打交道的經歷，這些人的腦袋瓜子簡直可以說絕了，沒他們鑽不了的空子，也沒他們想不出的招。

那客人卻唉聲嘆氣，連連搖頭：“能有什麽招？打道回府呗，回去找政府。我們在外面被欺負，政府得替我們出頭啊。”

周秋萍只笑笑，并不十分相信他的話。

剛好他的桌子又來了客人，她便收回頭，繼續幫着曹敏莉詢問三山路上那家服裝店的事。

“開了好幾年了，店面都是現成的。你現在把招牌挂上去，馬上就能做生意。很劃算的。”

曹敏莉又問了幾家，決定每間鋪子都看一遍。

如果不是碰上這種特殊時期，也輪不到她如此挑三揀四。但正因為機會難得，所以她愈發要謹慎。

曹敏莉已經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如果這家店開的好，她會加快速度，趁着這個拿商鋪的好機會迅速擴張。

所謂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歐美的态度、外國企業的大面積撤退以及大陸政.府對私營經濟的态度都決定了，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錯過這機會，以後想要如此順暢地發展，估計沒可能了。

為什麽租而不是買。因為現在大陸的商鋪基本都在公家手上，他們肯對外出租，但幾乎沒可能買賣。

周秋萍一只耳朵聽曹總和中人說話，另一只耳朵則豎着聽隔壁桌的溫州商人們讨論，希冀可以從對方口中聽到破局的妙招。

距離1992年的春天實在太久了，她懷疑自己沒那麽好的耐性。這麽長的時間裏，她也不能光蟄伏呀。

可惜讓她悲傷的是，雖然剛才跟他們說話的溫州商人普通話頗為流利，但老鄉見老鄉，他們說的全是溫州話。而溫州話又號稱宇宙語言，屬于非溫州地區的地球人都難以聽懂的範疇。

反正她是一個字沒聽明白。

幸虧吳康終于和熟客打完了招呼，也陪人喝了杯啤酒，可以過來招待老板了。

周秋萍立刻示意隔壁桌，壓低聲音問：“他們說什麽呢？”

這家夥當兵的時候，跟他關系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溫州人。他又特別有語言天賦，學各地的方言都特別快，所以連溫州話都能聽懂。

吳康不假思索：“他們說，大市場和大商家只肯和公家單位合作，他們生意做不下去了。對了，周經理，咱們那個新店……”

顧及到桌上還坐着中人，他到底還是含含糊糊，“你和曹總打算什麽時候開？”

按道理來說，他不應該着急。但新店的店員招聘也是他負責的，包括安排領班這些事，都是他一手操持。如果店遲遲不開，他得給大家一個說法呀。

周秋萍的注意力還放在那些溫州商人身上，聲音低低的：“他們在争辯什麽？我怎麽感覺他們情緒有點激動啊。”

吳康不以為意：“讨論什麽是公家單位呢，除了集體企業還有合作制，正在議論股份合作制到底算不算。”

周秋萍眼睛一亮，立刻扭過頭去，詢問隔壁桌的客人：“不好意思，打擾一下，請問你們那邊有股份合作制企業嗎？”

她一直以為這種企業模式得過些年才出現。

那幾人吃了一驚，看在她是位年輕漂亮的女同志面上，才沒發火，但也談不上态度多好：“怎麽沒有啊，我們早就有了。幾個股東湊在一起出錢，然後一起乾活，不就是股份合作制嗎？我說呀，這就是公家的。三人成衆，我們自己雇傭自己，自己給自己當老板，哪裏有剝削？”

幾人還在憤憤不平，殊不知他們的話讓周秋萍醍醐灌頂。她脫口而出：“對呀，沒錯，大家一起掏錢湊做買賣，的确就是集體。大集體是集體，小集體也是集體。不能說村集體生産隊集體就不是集體。”

原本還牢騷不斷的溫州商人們頓時感覺自己找到了知音，連連點頭：“沒錯，同志，還是你說的在理。我們回去就跟我們政府這麽說，讓他們替我們做主。”

在支持做買賣這件事上，溫州地方政府挺牛掰的，應該算那種把政策所有的空子都鑽遍了的類型。

周秋萍笑着點頭，給他們打氣：“你們政府肯定替你們撐腰。”

吳康尚未反應過來，有些無語自己老板真有閑情逸致。自己這邊還焦頭爛額呢，她就已經替別人操上了心。

不想周秋萍立刻喊他的名字：“吳康，你跟我過來一下，我有事和你說。”

說着她站起身，打招呼，“你們先聊着啊，一會兒去看店鋪喊我。”

曹敏莉點頭：“你自便。”

周秋萍風風火火，明明個子比吳康矮了近一個頭，走起路來卻一點也不比對方慢，直接在前面領着路。

等進了辦公室，她就開門見山：“吳康，你現在手上有多少錢？”

吳康愣了下，本能地詢問：“是有合适的房子嗎？”

何謂買完房之後，他就心動，也想買房。只不過他一個人住不了多大的房子，手上也沒那麽多錢，所以還一直在挑着。

周秋萍搖頭：“不，不是買房，是投資。我是這麽想的，你，還有你們大家一直乾活都很賣力，對店裏也盡心盡力。雖然工資開的還行，但說實在的，咱們實際條件擺在這裏，很多東西，比方說辦個學校給你們小孩将來上學，蓋個樓房給你們安排住宿，那都弄不了，畢竟不是公家單位。這麽一算下來，還是有很多地方照顧不到。”

吳康趕緊表态：“其實已經很好了，周經理，我們心裏都有數，你已經是沒話說的好老板了。”

周秋萍擺擺手：“有一說一，如果非要說我好，那也是純靠同行襯托。實際上肯定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我是這麽想的，在商言商，我投了本錢我肯定是要掙錢的。但我也希望你們能掙更多的錢。所以，新店，你要不要投資？你們要不要投資？”

吳康驚呆了，結結巴巴道：“投……投資，怎麽投資呀？”

“就像剛才那幾個溫州老板說的那樣，個人拿出些錢，湊在一起，合成本金一塊開店。到時候店賺了錢，除了各自拿了工資和獎金之外，分紅就按照個人出資的比例來分。你們願意嗎？”

吳康只覺得腦子嗡的一聲，店裏的鐳射燈都好像在他眼前不停地搖擺，整個世界炸開了大煙花。

周經理是想喊他也當老板？雖然只是老板之一。

他張張嘴，發現嗓子乾澀的不得了：“帶……帶我們分錢？”

他從沒想過這種事，他以為最好的情況就是第三家店開了，自己還能再漲工資。

比起那可能漲的幾百塊錢，當然是分紅更好了。

他做過兩家店了，再清楚不過卡拉OK房究竟有多掙錢。用日進鬥金來形容毫不為過。

別看有些大型國企和巨無霸一樣碩大，真正算起純利潤，未必能趕得上他們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說，如果真分紅的話，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職工都會變成萬元戶。

但他也不嫉妒乾分錢的周經理。做生意，一個要本金一個要門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認真地點頭：“帶，肯定帶。說實在的，一開始我也是摸着石頭過河，搞不清楚到底會賺還是會虧。現在兩家店開了，我心裏也有點底了，敢跟你們提了。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就讓他們到你這兒報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塊，不然到時候算錢太麻煩了。這事兒憑自願，願意的人就到你這裏來報名。我只拿出10萬塊錢的額度，早報名的早得，名額滿了為止。”

10萬塊在1989年聽上去挺吓人的，畢竟周秋萍那麽大一房子才花了3萬塊。但考慮到卡拉OK房投資不低，一套卡拉OK設備就8000塊，每間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錢可多了。

10萬塊放在這裏面，也就是差不多10%的樣子。剩下的90萬，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強調：“雖然他們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醜話說在前面，大家只有分紅的權利，不能乾涉經營。因為官多法亂，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來就特別慢，一人一個主意，會亂套的。當然，大家可以提建議，如果建議好的話，還可以額外發獎金，從我那90%的分紅裏頭算。”

吳康點頭如小雞啄米，這是應該的。

所謂大事開小會，小事開大會。發話的人越多，越不容易達成統一意見，事情推起來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潰。

他第一個表态：“我先報個名，我出4000塊。”

本來他可以掏更多的錢，但悲劇在于他還是個音樂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臺演唱，他還創作歌曲呀。

這一搞創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買樂器？玩樂器跟玩單反一樣，那都是燒錢的祖宗啊。

可憐的吳康已經把自己的家底兜了個遍，也暫且只能拿出4000塊。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總共就10萬塊的額度，兩家卡拉OK房這麽多員工呢。

周秋萍點頭，當場答應他：“可以，沒問題，你給自己記好了，到時候別搞混亂了就行。”

吳康知道她要開火鍋店的事，又關心一句：“那邊店也這麽搞嗎？”

如果是的話，他還想提醒一下陳露和歐小飛別急着花錢，省得到時候拿不出錢投資。

周秋萍笑着點頭：“對，也這樣搞。你跟大家說一下，別到時候争得打起來。沒事的，海城還有三家卡拉OK房要開，到時候我還會拿出額度來，保證每個人都有分紅的機會。”

即便暫時沒辦法繼續擴張，她拿下的店面總不能閑着，必須得開了掙錢。

作者有話說：

作說比較長，介紹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不感興趣可以直接跳過。因為文中提到了這個，所以就順便貼一下資料。

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記者:汪海寶 見習記者:柯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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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年前的溫州，開始了一種合作行為的實驗，創造出了一套适合經濟發展的機制--股份合作制。從那之後，溫州人無論在企業創辦，以及市場拓展、資本運作等諸多領域都發揮了合作的力量。

溫州股份合作制的發展，讓人仿佛看到４００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乘風破浪的側影。當年的東印度公司通過集.資的方式，将全社會的財富轉化成了對外擴張的資本，給投資者帶來了豐厚的回報，不經意中，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股份制的經濟組織。同樣，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憑着冒險的精神和對財富的追求，通過合資合力的方式，發明了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制度，躲避了市場和政治的風浪，獲得了高額的回報。

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溫州股份合作制的見證者、有關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溫州市委副秘書長、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溫州體改委主任。

溫州民營經濟史口述實錄（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報記者汪海寶 見習記者柯海芬采訪整理

股份合作制：體外成長

溫州股份合作制，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時間了。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伴随着很多争議。所以，雖然１９７０年代末已經有了股份合作制企業，但直到１９８７年才開始取名、定性，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在１９９７年黨的十五大。從那以後，它被正式承認為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事實證明，溫州股份合作制是農民的一大創舉，它不是來自理論，而是來自實踐。

溫州早期的企業形式是家庭作坊。當時，這些家庭作坊前店後廠，遍及城鄉，以生産小商品為主，大量銷往全國各地。那時，生産和銷售相對分開。十萬供銷大軍在各地跑訂單，家庭作坊根據訂單進行生産。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稱之為“小商品，大市場”。

随着市場改革的深入，這種分散、小規模生産的家庭作坊開始不适應激烈的競争了。大部分家庭企業保本運作，虧損的企業逐漸增多。溫州人認識到，企業要生存，要發展，只有更新設備，擴大規模，增加産量，搶占市場份額才行。

資本投入便成了關鍵問題。當時的銀行是不會向個體戶、家庭企業發放貸款的，而通過民間借貸，利率太高，企業難以承受。

于是，一些家庭作坊開始聯戶、聯營、集資、合股。幾個人湊在一起，均等出資，逐步解決了資金短缺的問題。

形成資金的合力以後，更新生産設備、開發新産品、擴大生産規模就實現了。

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最早的典型應該在蒼南縣李家車村。當時的李家車村，家家戶戶生産紡織品。那種紡織品檔次很低，生産效率也很低。１９７９年春天，一個供銷員在江蘇南通看到一種新型的毛線織衣機，叫橫機。這種織機比本地老式的毛線編織機速度要快，織出來的毛線衣褲也好看得多。但橫機的價格很高，每臺要價１０４０元，當時溫州農民每天只賺一元左右，這個數字無疑是天價。

村集體沒有資金，信用社不給貸款，怎麽辦？于是，供銷員就找村支書商量，說能不能找大家湊湊？村支書說可以。于是，從村子裏找到了４０個村民，每人１２０元，籌資６０００元，到江蘇買了４臺橫機，辦了個“李家車針織廠”。過了兩年又擴大１１９股，每股出資６００元，籌款７１４００元，再買了一批毛紡織機，把“李家車針織廠”改名為“蒼南毛紡廠”。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雛形。

溫州人有個習慣，賺了錢喜歡到處誇耀。這種形式很快就在溫州城鄉推廣開了。由此，家庭作坊逐漸轉變為正式的工廠。

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形式誕生，卻上不了工商注冊。當時允許注冊的企業性質只有三種--個體、集體、國營。當然，私營企業也是可以登記的，但由于它的資本主義性質，所以一直被嚴格監控。１９８６年前，溫州登記在冊的私人企業總共才４家。所以，很多擴大了生産規模、脫離了個體戶的企業寧願挂“鄉辦”、“村辦”、“鎮辦”的牌子。人們給這類企業一個形象的稱呼，叫“戴紅帽子”企業。很多戴上“紅帽子”的企業，實際上都是私人企業或股份合作企業。可以說當時的企業結構很混亂。

１９８７年的時候，□□确定溫州為全國首批農村改革試驗區。辦試驗區的目的，是通過社會實踐，制定相應的試行章程和法規，使政府的政策具體化、制度化。在這種背景下，溫州先後制定了《溫州市挂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溫州市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關于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乾問題的暫行規定》等三個地方性政策規定。我們也借這個機會給股份合作制正名，也就是說，除個體、集體、國營外，還應該有所謂非驢非馬，但很受歡迎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姓社非姓資

在給這個新的企業形式取名的時候，我們也是費了番腦筋。從資金投入的方式上來說，它具有股份制的特點。但股份制主要靠股息分紅，容易被看作是資本主義。從投資者直接參與勞動的角度看，它帶有合作制的特征，但肯定不是傳統的合作制。經歷了幾十年的合作社，大家很清楚。名字最後是這樣來的：從共同投資來說，他是股份制的；從共同勞動來說，他是合作制的。兩者溶于一體，就成了股份合作制。

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股份合作制這個名稱比較合适。因為，它可以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嫌疑，又可以發展生産力，增加農民收入，最終完成原始資本積累。

名正言就順。不久，溫州出臺了《關于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乾問題的暫行規定》，作為全國第一個關于股份合作企業的行政性規定。這個文件表明，股份合作制已經從一般鄉鎮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文件出來以後，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在這個文件的鼓舞下，從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股份合作企業數量上發展很快。

１９８９年的上半年，有人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議案，說溫州成為試驗區後，資本.主義風刮得相當嚴重，建議中央派人調查。８月，□□研究室“個體、私營經濟調查組”來到溫州，重點調查股份合作制。我陪他們先到龍港，找了一些企業調查。他們詢問了一個紡織廠廠長：“你的企業是集體的？”廠長說：“不是，我的企業是５個股東出資辦的，是股份制的。”後來又去瑞安調查，他們又問一個企業負責人：“你的企業既不是集體，又不是私營，而是股份合作，為什麽？”企業負責人回答：“集體我們早就搞過，集體太公，太公怕統；而私營雇工經營太私，太私又怕割尾巴；股份合作又公又私，比較合适。”調查組發現溫州股份合作企業很有意思，寫了一份《浙江溫州實行股份合作企業的情況》的專題報告，就把股份合作制的性質、特點等方面寫了出來，上報給□□領導。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對于溫州的經濟發展，姓社姓資的議論一直很激烈。１９８９年風波以後，關于溫州的争論更加公開了。又有人寫信給中央，說溫州模式比資本主義還無法無天。于是有了第二次的中央調查。這次是□□研究室的黃.家全、李.小明兩位同志下來。我陪着他們調查了八天。調查結束時，他們向我透露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有人舉報溫州模式是資本主義的模式，說溫州“妓.女滿街走，賭博到處有，流氓打警察，黨.員信菩薩”，出門的時候，老婆還特地提醒說，你要小心！那邊妓.女、流氓很多啊！過來看了後覺得溫州蠻好的，不像舉報信上說的那樣。第二件事情是，黃.家全說，老宋啊，你這個股份合作制非常奧妙！股份合作制這樣看也可以，那樣看也可以，你溫州今後要重點發展起來。一是可以講是增強集體經濟；二是給了農民群衆實際的利益。

後來他們回去，寫了一份《關于溫州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明确地肯定溫州模式不是資本主義，并建議溫州今後要重點發展股份合作制經濟，希望中央有關部門研究，從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解決。總理看了後，對股份合作制企業十分感興趣，要求進一步調查。我們又寫了一份“補充報告”。總理閱後批示：比上一次調查已深入一步。股份合作加強管理很有必要。

股份合作制：公私兼容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個體私營企業很吃不開，一有風吹草動，總是先受到打擊。１９８９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的國有市場和大商場，本來有許多溫州人在開店、承包櫃臺。由于政治氣候和企業性質問題，大部分溫州人被趕出來，不讓經營了。為什麽？他們說，我們商場都是國營企業，要姓“公”的企業才能經營。這些溫州人只得灰溜溜地回來。我得到消息後就去了解。被趕回來的人訴苦，別人說我們溫州都是個體、私營企業，不願跟我們合作。我就問，要怎麽樣的企業才能合作？集體之外，合作制也可以，只要屬于公有制的都可以。那好，我們這個股份合作制也是合作制！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的時候，我們召開了股份合作企業規範化會議，會議着重讨論，股份合作制它既不屬于一般集體制，也不屬于完全股份制，而是一種新的合作制。當然，所謂“規範化”，就是統一規定股份合作企業的性質是集體（合作）。這個會議開了以後，有的地方反應很快，如永嘉橋頭工商所，重新發了“集體（合作）”的營業執照。新執照一拿到北京，北京人很開心，直說很好很好。後來大批的溫州人又回到北京，進入大商場去了。

為什麽要在集體後面加“合作”呢？當時企業性質分類沒有股份合作制這一名稱。因為沒有，所以跟人家不好說，工商部門不好登記。同時，加上一個“合作”，也與一般集體加以區別。這樣搞，不是故意編造起來的，為了使股份合作企業從無序向規範化發展。這也是從實際出發，打下擦邊球。

溫州成為試驗區的時候，我們專門成立了股份合作企業規範化試點工作小組。根據全市規範化的部署，蒼南縣派工作組去橋墩啤酒廠，幫助這個廠搞管理，組織制度建設，并以橋墩啤酒廠為藍本，然後弄出二十條關于股份合作企業章程。１９９０年國家農業部頒布《農民股份合作企業暫行規定》，附了一個股份合作企業章程，就是參照橋墩啤酒廠的。１９９０年後，溫州全面開展企業股份規範活動。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５日到２１日，這是段特殊的日子，全國農村股份合作企業研讨會在溫州召開，到會有全國各地代表、專家學者１８０多人，集中讨論溫州股份合作制的事情，結果認定這個模式是一種企業制度創新。就這樣，溫州的股份合作制走向全國，影響各地。




半夏小說，快樂很多